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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化解纠纷:基层司法权嵌入社会治理的路径
——从涉法联席会议运行现状展开
作者:顾乐永 王少虎*  发布时间:2021-04-15 10:42:23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涉法联席会议制度并非法律上正式制度。J省X市联席会以联合化解司法诉讼内不能解决常规性矛盾纠纷和诉讼外非常规性社会矛盾为主要议题。本文针对该市涉法联席会所反映的因司法裁判不能有效解决纠纷而不能产生政治和社会认同的问题及基层司法与行政协同治理规则缺失等问题展开探讨,继而提出完善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治理规则、增设纠纷解决标准、改革审判质效考核体系和制定基层司法延伸服务规则等对策,以实现基层司法权推进社会治理的目标。

主要创新观点:

通过运用法社会学的方法论证基层司法权的应然功能:有效化解纠纷为基层司法权的首要功能。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是基层司法权得以壮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检验基层司法权参与推动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严格依法办案仅是对基层司法者的最初始要求,在诉讼内有效解决纠纷才是基层司法者的最高境界。

    以下为正文:

 

 

引言

基层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政府作为两个重要参与社会治理主体,在协作治理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不断推动着基层治理的进程。我国东部JX涉法联席会活动形式是值得关注和研究对象之一,依此,可以管窥基层治理的原生面貌。该市是一个拥有百万以上常住人口和五十万以上流动人口且经济、社会、文化飞速发展的县级城市,该市法院近五年来,每年受理各类案件在2万件以上,52名员额法官年均结案400件以上。该院在审理和执行中涉及需要有关部门长期协助事项,通常通过邀请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方式,达成与有关部门合力解决问题方案。而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新农村建设等工作中,若涉及法律事务特别是涉及重大案件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时,也通常通知包括法院在内的其他机关召开类似会议,分析成因,商讨矛盾化解对策,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自20171月至20205月,该院共被有关部门邀请参加涉法联席会的213次。本文通过对这些联席会议的启动程序、参与主体、议题范围、会议方案达成、方案贯彻执行及人民法院对方案执行中选择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分析,结合社情探寻基层司法深度嵌入社会治理的正确路径。

一、涉法联席会议运行现状描述

虽无隶属关系但有工作联系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为解决一项或多项法律问题或涉法社会问题,由一方或第三方倡议牵头,以联合召开会议的方式,在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意见,用于指导矛盾化解工作,体现了现代社会重视使用综合力量解决矛盾纠纷中难题。现行法律条文中虽然仅少量条文规定了联席会议制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活动形式广泛存在,因为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系统庞杂、涉及面广泛、利益多元的政治范式[1]一项需多元主体参与协作、互动的社会工程。治理能力、治理内容涉及广泛、繁杂,无协调就无合作,无联动即无治理。通过X涉法联席会活动形式分析,呈现出以下特点:

1.会议目标的明确性。虽然参会主体多是无隶属关系的平权单位,但是通常由市委常委或政法委同意并由其出面主持,一方面以示会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形成的会议纪要或行动方案也便于贯彻执行。X市召开213次涉法联席会议中,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面主持的64次,由政法委领导主持的37次,两者占会议总数的42%。充分显示公共官员不再只扮演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2]联席会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宣传和贯彻上级各项专项治理目标要求,明确治理责任清单;针对少数非常规性重大矛盾纠纷,如施工事故导致人身伤亡事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人员迅速处理,防止矛盾激化;针对一些司法诉讼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组织相关单位人员联合化解。

2.会议召开的频繁性。联席会议名目繁多,除了人民法院自行召集涉及公职人员失信惩戒和被执行人车辆查缉布控系统的落实等议题的联席会22次之外,还有政法委定期或不定期召集的联席会,基本上每季度1次或2次,主要讨论辖区内群体性案件或重大信访案件;还有市委常委、市政府要求各成员单位参加的各种行政联席会,主要议题涉及重点工程保障、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方案、信用体系建设、金融风险应对、非法集资类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破产企业职工安置、企业闲置工业用地处置和创新网格化管理等多个领域。X市基层法院某副院长的笔记本上显示:自20193月就任副院长不到1年以来,已被邀请参加各类联席会29次。该类型会议通常不定期召开,X市法院院长及3名副院长平均每人年参会40次以上。(见表一)

三年来X市法院参加联席会议人员表(一)

3.议题的集中性。联席会除了少部分议题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工作外,其余会议还针对某专项治理或个案问题进行讨论,涉及案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群体性、影响性和敏感性案件等。专项治理议题主要涉及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优化营商环境和重大涉法信访等。涉及刑事领域如扫黑除恶、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等占27%,涉及民商领域如破产企业重整计划启动、僵尸企业清理、企业闲置用地处置等占比51%;涉及基层法院裁判和执行所带来信访问题的占22%3年来X市共有各类越级信访案件97件,其中针对X市基层法院各类裁判和执行问题而信访案件18件,占至全市信访总量的近20%,故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以召开联席会等方式来予以专题解决。经过分析这些信访案件,因司法裁判和执行不能有效解决纠纷而引发信访的占近四成以上,主要体现在一房二卖中后手购买人绕开出卖人径行对已经付清房款并已经占有房屋的前手购买人提起排除妨碍诉讼案件、农村建筑队拒不解决农村建筑施工质量问题而直接拖欠工程款诉讼案件及对于诉讼保全的车辆因指定或委托保管不当导致车辆自身价值迅速减损的赔偿案件的裁判和执行中,这些案件涉及法律关系复杂且多为民生案件,法官若裁判和执行稍有不慎,就会触及社会公众的痛点,进而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4.会议方案落实的刚硬性。在涉法联席会上,若议题涉及法院在审或生效案件,法院需通报所查明案件事实及拟适用法律依据及审理和执行中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的风险点,有关部门提出充分尊重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的意见,并对各种风险点展开热烈讨论,从而为法院选择最佳裁判或执行思路提供参考。若议题涉及全市经济发展和目前中心工作的全局性问题,各成员单位利用自身专业资源优势,积极建言献策,然后形成统一意见。对于一些社会管理薄弱环节或问题,通过集思广益,形成科学应对方案或长效工作机制;会议所形成的矛盾化解方案往往配置完成时间表,要求各责任主体如期完成,否则承担被考核差评、通报批评或单位负责人被诫勉谈话等责任。(见表二)

X市重大矛盾纠纷化解表(表二)

表二可见,当社会矛盾难以用唯一的司法手段来解决时,政府往往通过压力型责任传导,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手段并用的方式予以联合化解,从而使压力型体制的责任末梢通过组织延伸到个人,层层分解责任目标,……在上下组织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形成连带责任,最终给行动者施加了双重压力。[3]

二、    涉法联席会议运作显现的深层次问题分析

涉法联席会议中的运行现状反映了基层司法环节及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解决,既相对制约司法参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入,又相对动摇了司法权的基础地位。

(一)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问题

X市联席会议题中,涉及部分群体性、影响性案件虽然严格依法裁判,但是可能被当地党政领导认定为政治效果不好的案件,从而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来解决裁判的后遗症问题,使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的问题成为无法绕开的话题。现行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的评价不仅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理论界也一直争议不断。地方党政领导往往侧重于从该类案件的裁判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来评断案件,而法官往往侧重于从是否严格依据法律规范来裁判而服务于国家法治统一,来理解大局观,从而导致两者大局观因出于各自角色定位而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碰撞。这种冲突在目前历史时期将长期存在着,一时难以消弭。但是两者之间具有相对一致性,这个相对平衡点即司法能否有效解决纠纷,能否发挥稳定秩序的职能作用,否则难以取得政治认同。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罗干曾多次要求政法机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和纠纷。[4]否则就会产生社会学上的人与社会偏离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失控。从社会学上,法律就是社会关系调节器,社会是由诸相互制约、共同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存在。[5]故而依法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应当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最优治理方案,纠纷的解决意味着法律的实际作用的发挥,同时它对于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保持良好的、有序、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6]党中央、国务院和最高法院曾多次发文强调化解矛盾纠纷对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提出具体要求。(见表四)

政策文件对矛盾纠纷化解的要求(表三)

可见,我国司法政策导向是通过解决纠纷而服务大局,为党和国家确定的社会总目标服务,具体落实至基层司法对政府职能的配合而不是制约;是服务和保障,而非阻碍。这种从属于政策和行政的司法能动,虽然表面上难以体现法治原则,但是,在政策与法律之间还存在一个合法性空间,司法在这个适度的合法空间内选择司法能动与克制,可能更多是经验性的,只有依托这样的空间,司法在推动法的实现过程中才能既维护法律的至上性和稳定性,又保证司法与法律与社会政策的适应性。[7]再从国家体制来看,我国并非三权分立体制,而是政法委领导体制,这种体制要求要实现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和保障政法机关独立办案的有机统一,在此体制下,政法委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对于经济、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矛盾纠纷,政法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有协调资源配置,统一调度的权力,将民事审判、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放在国家专项治理、辖区党委政府专项治理的大盘子里,统筹安排。对于每一个案件,即使完全严格依法办理,也会因事实认定不能接近事实真相、法律滞后性或漏洞以及司法者人格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律系统内部风险以及因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面临着外部风险。为此,面对社会风险所带来的冲突,政治可能关心参与、共同协作和信息沟通为基础的解决方案。[8]司法管理者或决策者习惯于利用信息资源,通过指导、建议等形式,帮助司法者规避风险。进而言之,现代法治已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需要特定的政治为其提供价值指导;司法不仅是社会化身,也是政治治理工具,要直面每一个案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作用。司法者为了稳定需要,在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初始性义务基础上,可依据法之上的价值,如政治、经济形势和政策作出变通式裁决方案或化解矛盾策略。

(二)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的问题

联席会议题中还涉及基层法院部分判决的社会效果问题。即部分裁判适用法条的片面性和僵化性问题及部分裁判和执行产生的负面社会效果等问题。例如,一些法官针对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的审理,虽然裁判合同解除,却不对合同履行期间土地上的附着物或在生植物进行一并处理,导致一案重复起诉或强制执行中受到社会公众对抗的现象。甚至还有的司法裁判不仅未解决纠纷,却双制造了一个新的纠纷。究其原因,目前一些基层法官未将自己定位于一个通过有效解决纠纷而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的角色地位,而是视己为一个办案机器,为结案而办案,在面临大量待结案件的压力时,更多注重如何办结案件,而非如何去实质上解决纠纷,从而使一些案件虽然程序上已经结案,但是因裁判忽视了纠纷症结及衍生相关问题的协调化解,造成纠纷未从根本上解决。

诚然,由于社会转型期内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及叠加性,决定了一些矛盾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远远不能解决,这一方面由司法功能的有限性决定,另一方面由司法程序的僵化性所造成,一些矛盾纠纷经由诉讼程序明显要受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性、诉讼请求的赖以支撑的实体法的有效性、证据合法性及诉讼时效的限制性等约束,使一些纠纷虽然经过诉讼程序过滤,但是明显无法实质上得到实质上化解,特别是对于一些紧迫性的矛盾纠纷,司法难以主动及时介入。但是,并不代表司法诉讼不能有效解决纠纷。联席会议上提交的许多涉法矛盾纠纷之所以未能有效化解,多是由法官的司法理念及司法技术水平所造成。有些纠纷,只要用尽司法手段,完全可以实质上化解纠纷,而一些法官机械司法,当诉讼请求明显与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矛盾时,不去积极释明当事人及时变更诉讼请求,而轻易地采用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结案;当对于一些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宅基界址纠纷案件,本来可通过现场勘查,或寻求基层组织、行政机关协同化解,就能解决矛盾,轻易驳回起诉,从而使司法裁判难以取得人民群众的认同。

由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我国司法功能的重新认识和理解。何为司法功能?从文义解释,它是司法者通过行使司法权所作出司法裁判结果对社会所带来的作用或效能。对于司法功能的内涵,实践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司法主要职能即行使判断权,司法本质上还是属于国家权力中最消极中立的有限权力,不适合过度强调发挥社会功能,而是强调其法理功能。即在个案中发挥释法补漏,控权审规和定罪量刑功能。[9]有的则认为司法功能范围较为宽泛,主要在于化解社会矛盾、规范社会行为;延伸审判职能,回应社会需求。[10]还有的认为司法功能指司法作为法的实现环节之一,所发挥的能效,包括政治稳定功能,执行政策功能和权利保障功能、解决纠纷功能、维护社会秩序功能和教育群众功能。本文认为,纵然司法权具有诸多并列功能,但是,在目前社会治理下,纠纷解决功能应当为司法功能第一顺序功能。

纠纷解决不仅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也是维护权利、实现权利救济、推进社会治理深化的重要手段。司法权的核心功能在于定纷止争,终局性地解决社会纠纷。因定纷止争而起到秩序维护的作用,从而使有效解决纠纷成为司法权首要或重要功能。其他功能只是以纠纷解决功能为基础,是纠纷解决功能的自然延伸或为之附属功能。以纠纷解决功能作为第一顺序功能,促进法官实行形式与实质统一的司法模式,既保证裁判符合现行法律要求,又通过运用特定法律人共同体所普遍承认的法律方法,保证其裁判与实质价值或道德的一致性。而单纯形式主义的司法模式,虽然彰显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但是无法体现实质正义,更不能实质解决纠纷,虽然审结了案件,却造成程序空转、司法资源浪费,难以发挥参与社会治理功能。因此,司法评价不仅依托赖以存在的制度,更依赖于社会根基、政治权力、社会舆论、社会公众朴素情感的支撑。X市之所以频繁召开诸如案件协调的联席会,与一些法官纠纷解决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特别一些法官是对于涉及当地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案件的裁判和执行中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意识,缺少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意识,从而导致社会评价较低。

总之,司法裁判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一个好的司法判决,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又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两者缺一不可。

(三)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问题

席会上所反映的纠纷化解情况表明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成为目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迫切需求。基层稳、社会稳。矛盾纠纷是产生社会动荡的根源、纠纷不能有效或实质性解决就可能引发更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直接决定了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和质量。现实中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存在以下问题:

1.司法诉讼解决矛盾纠纷机制不健全。现行司法诉讼目标,并非以有效在诉讼内解决纠纷为考核目标,而是以结案为中心的考核目标,即以法官在法定期限内办结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为考核目标,从而使许多法官不能在诉讼中有效解决纠纷。对法官的业务考核只注重法定审限内结案、执行到位率等指标考核,而忽视对法官重大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考核,重大矛盾何解的指标权重设置不科学,使许多法官在重大矛盾纠纷的化解上明显呈现出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现象。特别随着员额制法官改革,有经验的法官逐步退出,随之上任的法官,呈现年轻化趋势,社会经验明显不足。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认知因素,如司法形式主义因素,认为司法办案就是严格适用法律,其他事情不应由司法解决;有司法能力因素,政策理解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协调沟通能力不强,导致案件虽然审结,但是纠纷不了,甚至扩大化;有图省事心理因素,故意回避问题,绕过纠纷症结,导致事实不清或认定事实错误等。

2.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矛盾纠纷功能萎缩。一些行政机关为了突显经济发展为中心压缩其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成本,扣减截留应当依法用于解决某一领域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导致一些具有解决社会矛盾职责的行政机关或基层组织的纠纷解决功能萎缩、退化,从而使行政成本向司法成本转移,造成了民事司法很大压力。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2010年《水土保持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4年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2014年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相继取消了行政部门对有关权益争议和赔偿纠纷的行政裁决权和前置调解、先行处理义务等。

3.行政调解与民事调解程序脱节。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程序,而对于公安调解、其他具有纠纷处理功能的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却未规定该程序,使得行政机关在处理纠纷过程中,虽然经过调解,达成了协议,但是该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后不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随时反悔并起诉,从而延误纠纷的处置期限和浪费国家资源。关于行政调解尚无一般性法律规定,仅在《种子法》等部分条款中有所规定,但也未有效落实。

4.民事司法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存在信息壁垒。虽然一些地方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方面已经构建了两法信息交流平台,但是在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方面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无法实现数据互联、资源共享、管理同步、协同管理的信息化。

三、基层司法权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当路径

涉法联席会虽然对于打破司法与行政壁垒、借助行政资源提高审判质量和执行效率以及利用司法权优势与相关部门合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因其职能定位尚不清晰、运行规则尚不严谨、科学,对法律过滤防范机制尚不健全等,可能导致联席会借由协调之名,偏离通过司法程序调整纠纷主体关系,使社会控制的目标被当作不考虑法律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行政所达成的范围极的目标。故而,联席会议作为行政权与司法权沟通机制不健全背景下的一种过渡性沟通形式,最终应当被完善的司法与行政运行程序及两者成熟协同治理制度取而代之,以科学规范制度,真正实现依法治理。

(一)完善司法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基层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治理的前沿岗哨,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积极参加者和重要推动者,首先要在诉讼内解决纠纷,然后再予以适当的延伸服务。若司法不能有效解决纠纷,却离开审判岗位至基层参与推进所谓社会治理,则无异于舍近求远、舍本逐末。

1.树立司法诉讼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目标。以纠纷调处结果为标准强化基层法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担当。激励法官坚持与时俱进的司法理念:逐步实现从单一的权利保护到促使双方利益双赢的办案理念转变;从办完案件到办好案件的理念转变;从办好案件到有效化解案件中矛盾纠纷的理念转变,着力提高与化解矛盾纠纷相关能力,包括风险防控能力、症结查明能力、说理劝服能力、政策法律运用能力等,认真研究解决矛盾纠纷之术,善于对纠纷把脉,因症施方,力求解决好诉讼内的每一个矛盾纠纷。

2.探索建立诉讼内有效解决纠纷的程序标准和实体标准。包括程序标准,即是否严格遵守了司法程序规范及为保障当事人各项权益,是否尽职履行各项告知、通知及释明义务;是否遵循平等保障双方行使权利规则;是否正确适用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规则等。实体标准:是否忠于法律,轻易偏离法律判决;是否基于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宪法秩序价值观有思考地服从法律;是否尽到了释法说理、判后释明责任,促使双方服判和息诉等。

3.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探索建立分类明晰、权重科学的考核标准。将上诉率、申诉率、重复起诉率、信访率和调解率作为考察矛盾纠纷能否有效化解的重要指标,纠正现行仅考核案件上诉率、申诉率等审判质效指标的做法,从而树立法官在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上想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良好激励导向。通过在诉讼内有效解决纠纷从而充分实现司法参与推动社会治理的目标。

(二)完善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治理机制。事实证明,若一项良好的机制能够对司法者及行政执法者积极寻求有效地实质解决纠纷的途径进行激励和引导,就会提高他们协同解决矛盾纠纷的自觉性,从而成为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的源源不竭的动力。首先,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先行处理职责,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的民事纠纷功能,使矛盾纠纷在其行使管理活动过程中得到有效解决。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民事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实现调解组织对接、调解程序对接、文书效力对接等,逐渐形成合力更强、范围更广、业务更深的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再次,完善司法建议制度,提高规范制定的层次,提高司法建议的权威,扩大司法建议的范围,规范建议的发送签收、办理程序、反馈期限,对于不认真对待司法建议、不及反馈的,则建议监察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三)建立民事司法与行政信息共享平台。由政法委牵头,协调基层人民法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建立互动式的融入许多共享资源及矛盾纠纷化解方案因素在内的信息平台,实施政策与管控一致化及治理的协同化目标。根据协同管理的三大基本思想,即信息网状思想、业务关联思想和随需而应思想,打破部门壁垒,在信息平台系统中,人民法院定期向行政机关推送行政处罚建议书及相关证据线索,行政机关也定期向人民法院推送相关主体的处罚决定书或相关问题整改反馈函件,通过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共享,为有效处理社会矛盾提供新的手段,为精准性推进社会治理提供新方法。

(四)建立以有效化解纠纷为目标的司法延伸服务的规则。以常态化巡回审判为主要抓手,以预防和解决纠纷为目标,在参与主体多元化、活动安排的轮流化,活动内容的全面化、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和灵活化等原则的指导下,科学设计程序规则和行为规范,通过制度规范确定和引导包括员额法官在内的法院人员轮换进入基层社区巡回审判、指导调解、回访案件的频率、实际效果,规范协助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的流程,与基层组织探索建立矛盾化解排查——调处——研判——损害修复最终回到纠纷预防的闭环运行体系。

结论:随着国家治理及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基层法院面临审判机制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巨大挑战。基层法官在基层社会治理这块试验田里应当不断增强责任担当意识,不断提升矛盾化解水平,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形成纠纷化解合力,最终实现有效化解纠纷和诉源治理目标。JX市联席会议提醒基层法官一个硬道理:面对以矛盾多发、高发、突发为主要特征的转型社会治理任务,能否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是司法权得以壮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检验司法权参与推动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如果说严格依法办案是对基层司法者的最初始要求,能够有效解决纠纷就是基层司法者的最高境界。

顾乐永,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干部;王少虎,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1]刘须宽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2] 【美】罗伯特丹哈特珍娃丹哈特著:《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42页。

[3] 常拥军、蔡舒媚:《行政与司法在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双重面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报》2020年第1期。

[4] 《罗干谈政法综治工作》编辑组:《政法综治工作的珍贵文献资料——〈罗干谈政法工作〉一书的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5522日第2版。

[5] 韩春晖著:《行政法治与天下归心》,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6]  赵旭东:《纠纷与纠纷解决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月第1版,第61页。

[7] 黄建武:《法律调整——法社会学的一个专题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

[8] 彭飞荣著:《风险与法律互动》,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9] 孙笑侠:《案多人少矛盾与司法有限主义》载《法治前沿》,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10] 公丕祥:《试论司法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载《司法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姚小林:《司法社会学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同上引,第10页。

X市基层法院共有51名员额度法官,参加法院工作的年龄在10年以下的27名,占总数近60%

【美】罗斯科.庞德著:《法的新路径》,李立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王金水、张金财:《以数据治理推进政府治理创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来源:《徐州审判》2021年第01期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