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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个工作日,铜山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结三起案件
作者:李梦瑶  发布时间:2021-01-05 14:38:51 打印 字号: | |

      

       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第一个工作日,徐州市铜山区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结三起案件。


交通事故死亡,代位继承人起诉获赔偿

      案情简介:2020年9月,被告黄某驾驶小型轿车与行人王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对此次事故负有同等责任。王某生前无配偶及子女,其兄弟姐妹、父母均已去世,王某姐姐的子女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王某的生养死葬事宜均由其哥哥的儿子王勇负责。王勇因索赔未果,遂向铜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因王某死亡造成的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64万余元。

      法院审理:铜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黄某驾驶轿车与王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王某死亡,王某的近亲属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其兄弟姐妹的子女请求代位继承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本案中,王某生前无配偶及子女,其哥哥姐姐均先于其去世,虽然王某的生前起居及死后安葬事宜均由侄子王勇负责,但双方并未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现王某姐姐的子女均放弃对遗产的继承,王勇作为代位继承人起诉于法有据,其诉讼主体适格。

      综上,铜山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向王勇赔偿因王某死亡产生的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64万余元。

      法官说法:据本案主审法官张衡介绍,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将代位继承的法律界定范围扩大到侄、甥。侄甥代位继承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的弊端,减少无人继承遗产情况的发生。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代位继承人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被继承人因交通事故死亡后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体现了《民法典》对被继承人财产应更多在血亲家族内流转的人文关怀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重视亲情的良好风尚。


分居满一年,再诉准离婚

      案情简介:原告唐某与被告钟某某于1998年1月经人介绍相识,1999年1月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2000年7月生育一子。双方婚前感情基础尚好,婚后虽有矛盾但感情仍较好,唐某性格要强、勤劳持家,钟某某性格内向,且与唐某缺乏沟通,有时对妻子言行及做法不理解但未及时进行交流。唐某诉称,其与被告钟某某家人产生矛盾时,钟某某不能从中劝解,导致唐某与钟某某及公婆之间的矛盾累积,2018年起双方开始分居。2019年5月,唐某起诉要求离婚,当时钟某某身体患有重大疾病尚未痊愈,坚持不同意离婚,铜山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判决后,夫妻双方至今仍处于分居状态。2020年7月底,唐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

      法院审理:铜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应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夫妻关系的现状,有无和好可能等方面综合进行考虑。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婚前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双方相处和睦,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夫妻感情,后因感情问题双方发生矛盾。自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后,被告钟某某也积极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收效甚微,夫妻仍然处于分居状态,分居时间超过一年,现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2020年5月,原告唐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原告唐某提出的离婚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的“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起诉离婚的,应当判决准予离婚”的规定,铜山法院依法支持其主张判决离婚。

      法官说法:据本案主审法官马秀丽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五款规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了“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作为离婚的条件之一。修改后,民法典基本沿用了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但增加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民法典将夫妻双方因感情问题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仍分居超过一年,表明双方主观上已无共同生活的意愿,以此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认为婚姻关系中感情达到这种程度维持婚姻已无必要,标准更为具体明确,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依据。本案即符合此种情形,故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利用优势地位损害相对方利益,格式条款无效

      案情简介:2019年7月13日,北京市某公司与河间市某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约定河间市某公司向北京市某公司购买0.5吨抗氧化剂,价款为15500元。当日,河间市某公司履行了给付货款义务,支付北京市某公司货款15500元。北京市某公司为履行合同义务,与原告江苏极易新材料有限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约定北京市某公司向原告购买0.5吨抗氧化剂,价款为14500元。并约定由原告直接将该货物运送至河间市某公司的所在地河间市。2019年7月15日,原告工作人员到徐州市大成物流园区被告石某经营的某物流公司办理托运手续,将上述物品托运至河间并支付运费260元。在货物托运单据的托运方记载为“李某某”,联系电话为原告公司电话。李某某到庭陈述托运货物为原告所有,其是原告公司的内勤,负责发货、做质检单等业务。2019年7月17日,某物流公司告知原告托运货物失火,托运货物被烧毁。2019年7月18日,原告又委托其他物流公司将货物托运至河间。后原被告因货物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并报警。

      法院另查明,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托运单下方备注一栏用红色字体载明“注:托运人必须核定单据准确无误;并仔细阅读背面的运输条款。”托运单背面记载“托运协议:1、托运方须出具货物品名、重量、数量、特性,不准有(或托运物中夹带)走私品、危险品、腐蚀品,否则造成一切后果,由托运方承担全部损失。2、托运方托运货物时必须参加保险保价,丢失损坏由保险单位按保价赔偿。未参加保险货物,一切货物损失在总价值的3%内属正常损耗(本部不负责赔偿),其他一切货物丢失、损坏,最高赔偿额不超过运费的3倍……”

      法院审理:铜山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托运单背面记载的托运协议内容系格式条款,对原告是否具有约定力。根据最高院规定,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综上,铜山法院判决被告石某赔偿原告江苏极易新材料有限公司货物及运费损失14760元。

      法官说法:据本案主审法官周斌介绍,格式条款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对于格式条款的提供者而言,还有增进交易安全,防范交易风险作用。但从法律角度分析,格式条款的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其与契约自由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对契约正义造成了冲击,故对其弊端应予规制和防范。既要保证其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又要控制其可能对社会正义造成的损害。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对格式条款中免责情形进行了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托运单系制式单据,托运单背面相关内容系事先印制,因此该托运协议系格式条款。在托运单中相关内容均系打印,没有原告工作人员的签名确认,且部分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相一致,因此被告对该免责条款没有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最高赔偿额不超过运费的3倍”的约定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故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


 

 

 
来源:铜山法院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