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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之实现
——以行政权、监督权、审判权关系为视角
作者:吴一冉  发布时间:2020-12-31 10:35:15 打印 字号: | |


      摘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在该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然通过对该类败诉案件的梳理发现,行政权、监督权和审判权运行不畅和错位将直接导致诉讼目的实现不能,主要症结在于行政权主体地位弱化、监督权的不当扩张、审判权的不充分能动。因此须厘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三种权力及其良性运行机制,籍此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诉前、诉讼、诉后实现路径。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诉讼目的  行政权  监督权   审判权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界定

诉讼目的不仅贯穿于诉讼全程序,决定着诉讼制度的整体架构,而且各诉讼主体间的权利(权力)均围绕诉讼目的予以配置、运行。因此,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诉讼目的居于核心地位。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在第二条明确规定法院、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主要任务。具体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其诉讼目的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初级目的)为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的不作为或违法作为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行政;第二个层级(终极目的)系在经督促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仍不作为或违法作为致生态环境领域在内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以维护环境公益。虽然学者对“维护环境公益”目的内涵探讨不一,[1]但是学界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在于“维护环境公益”却均系共识。[2]

但是对比《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立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来看,目前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第二层级的诉讼目的上进行了限缩。《决定》中提出检察公益诉讼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已经受到侵害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可能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侵害危险的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亦在诉讼目的之范围内。而不管是试点中还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法条表述上,均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第二层级的诉讼目的界定在行政不作为或违法作为所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侵害范围内。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种“实然”损害标准所具有的确定性使得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更易实现,但是却与该制度的设立目的不符,亦有悖于环境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直接导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终极目的实现的“避重就轻”。

基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两层级性”,在实现诉讼目的时须对这两个层级统筹衡量、分别判断,实际上系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审判机关的审判权的配置与运行问题。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权力运行的疏失——对司法判例的检视

    行政权、监督权和审判权运行不畅和错位将直接导致诉讼目的实现不能,笔者对检察机关败诉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梳理,发现存在以下权力运行问题:

(一)行政权的主体地位弱化

在延吉市人民检察院诉延吉市环境保护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3]第三人恒盛公司雇佣个体运输户将约1.3万吨左右暂时不利用的粉煤灰运输并擅自倾倒在未建设贮存设施和无害化处理的小营镇东光村南山沟。运输过程中有沿途丢弃、遗撒的现象。延吉市环保局遂对其作出《2001号处罚决定》:1.责令恒盛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2015年3月31日前将小营镇东光村南山沟擅自倾倒粉煤灰处恢复原状;2.罚款8万元。该决定书于当日送达后,恒盛公司当日缴纳罚款8万元。但恒盛公司在清运约4000吨粉煤灰后,约在2015年5月中旬停止了清运。2016年3月24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向延吉市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依法确保《2001号处罚决定》确定的延吉市小营镇东光村南山沟处限期恢复原状”。延吉市环保局书面回复对未能恢复原状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包括存在的运输安全隐患、道路维修以及延吉市目前没有规划性应急贮灰场所等等。且对粉煤灰倾倒场所进行了环境损害评估采样、对粉煤灰污染下游排洪沟等进行了水质检测。2016年4月25日至5月24日,在延吉市环保局的现场监管下,东光村南山沟处共转移粉清理煤灰12800吨。2016年7月29日,延吉市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请:1、确认延吉市环保局作出《2001号处罚决定》后,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2、判令延吉市环保局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所涉违法行为,依法继续履行职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延吉市环保局发现南山沟处仍有污染物(粉煤灰、炉渣和建筑垃圾)存在,在调查后对违法行为人分别进行了行政处罚。2017年9月1日,小营镇东光村南山沟处违法倾倒的粉煤灰被全部清理完毕。在法院释明后,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但是并未撤回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延吉市环保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主观上没有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故意或过失,客观上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合理期限内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在延吉市人民检察提起诉讼之前,延吉市环保局即已经履行了案涉《2001号处罚决定》的全部事项。遂判决驳回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环境保护管理机关系环境保护领域的主管机关,具有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法定监管职责,在前述案件中,延吉市环保局不管是在收到检察建议之前、之后以及案件审理过程中,均积极履行其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亦即在延吉市环保局行政权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已经可以使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得以实现,此时并不需要监督权的必然介入。而检察机关在发出检察建议后未待环保机关继续正常行使行政权的情况下即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实际上是变相弱化了行政权所应具有的主体地位。

(二)监督权的不当扩张

在德惠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要求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4]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在朝阳乡政府辖区内松花江河道发现有6051.5立方米垃圾堆放。德惠市人民检察院遂向朝阳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履行统筹和监管职责,对违法存在的垃圾堆放场立即进行治理。朝阳乡政府回复称,朝阳乡党委及政府制定了朝阳乡垃圾堆放场整治方案。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在收到回复后先后四次复查现场,认为有少量垃圾仍处于裸露状态,朝阳乡政府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故向德惠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朝阳乡政府不履行对垃圾处理的监管职责违法;判令朝阳乡政府立即履行监管职责,对违法形成垃圾场进行治理,恢复原有生态环境。德惠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了德惠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德惠市人民检察院不服提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德惠市人民检察院所诉请的系朝阳乡政府怠于履行垃圾治理的监督管理职责。然依据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该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同时,乡镇政府宏观的环境监管职责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在本案中,德惠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确系维护环境公益,因在其起诉时少量垃圾仍然裸露,垃圾堆放地亦未作防渗漏、防扬散及无害化处理。但是,德惠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监督权时却忽视了行政权的法定性,以实现维护公益之目的而要求不适格的行政机关履行无明确执法依据的监督管理职责,无疑是以不当扩张的监督权对行政权的苛责。

(三)司法权的不充分能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虽具有公益性,但是任何一件诉讼案件的提起和审理均牵涉社会公共资源和司法资源,其中不乏案件调查、审理等所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精力。笔者检索后发现,在德惠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一审裁定作出之前,[5]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对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诉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人民政府同类案件已经以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立案。[6]而在德惠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二审裁定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之后,2018年5月28日,吉林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仍针对同类案件向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经审查后仍以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立案。[7]这三件均发生于吉林省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均系针对同一类案件,被告性质、案件事实、诉讼请求均类似,可以说,至少在吉林省内对该类案件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然在首件案件裁定不予立案后,司法机关并未积极采取系统内部或者与检察机关外部的沟通联动制度将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通过会议纪要或类案推送的方式予以明确,致使检察机关就此类案件多次无效诉讼。

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权力分析

(一)缘起:行政权的运行

行政权的概念因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亦处在不断发展中。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权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1、行政权行使主体的特定性。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我国,行使行政权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共管理职责的组织。具体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所规制的行政权行使主体限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

2、行政权的法定性。这种法定性主要表现在行政职权的法定性。具体来讲,就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来源、范围、行使程序等均需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据法定方式依法行政,不得怠于行使职权亦不得违法行使职权。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权的法定性并非硬性的刻板规定,行政主体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享有对行政行为的行政判断权和自由裁量权。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行政权的判断标准即为:是否依法享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权、是否依据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行使法定职权。

3、行政权执行的强制性。行政权具有执行性,其行使将必然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直接影响。一旦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发生法律效力,行政相对人即须予以依法履行。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第一层级的诉讼目的为督促依法行政,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该依法行政是否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4、行政权行使目的的公益性。行政权是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管理的正常秩序,推进社会福祉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其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第二层级的诉讼目的是重合的,亦即在行政权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不需行政公益诉讼的介入即可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终极目的。

(二)规范:检察监督权的介入

行政权的良性运行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理想状态,但是,囿于种种原因,[8]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出现运行不畅、运行不当等行政权行使的失范问题,主要表现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程序违法、不当裁量、行政不作为等,导致偏离行政权行使的目的宗旨,因此,行政权运行的核心问题即是对行政权的规制。传统意义上,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方面,其中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即是外部监督的方式之一。申言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检察监督权具有如下特点:

1、监督方式以事后监督为主要表现。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不作为或违法作为致环境公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所提起的诉讼,因现行法律制度对诉讼目的第二层级的限缩,故目前的这种监督对已经受到侵害的环境公益来说具有事后性。

2、监督权行使的合目的性。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均系围绕“两个层级”的诉讼目的而展开,行政权行使目的的公益性使得二者在目的上部分重合,因此,就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形式上来说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其是法定前置程序。除此之外,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仍可以通过依法履职的方式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检察机关亦可就此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9]

3、监督权行使的补充性。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其无法代替行政机关直接行政,是对依法行政的补充。追根溯源在于,行政权和监督权均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运行,任何一种权力的僭越均是对其他权力的不当干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实现督促依法行政的第一层级目的时,亦应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处断权和自由裁量权。[10]

(三)裁判:审判权的定争

当检察机关向法院依法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时,第三种权力——司法审判权即加入运行机制中。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应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和审判权运行规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司法权的主要特征申言如下:

1、司法权的中立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由检察机关提起,但是从诉讼法理论来说,“两造”平等要求作为被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检察机关在诉讼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审判权与行政权、检察权构成等腰三角形并处于顶点。

2、司法权的适度能动性。司法权的启动具有被动性,即所谓的“不告不理”。但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诉讼目的的公益性要求突破传统司法被动性的界限,法官应对案件的审理采取适当积极主动的方式。比如能动的进行案件的释明、调查、取证、督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诉讼过程中的履职等多种方式,从而使审判活动、司法判决促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之实现,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11]

3、司法权的判断性。司法权归根到底是对诉讼争议的裁断,但是这种判断权同时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第一,司法裁判须在适法性基础上做出,受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原则的制约。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法官须以行政诉讼法、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对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予以审查;第二,司法裁判具有谦抑性,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作为专业领域的部门,具有对该领域行政管理的专业判断,因此,审判权对行政权范围内的合理正常运行不应予以干涉;第三,司法的裁判须合比例。即判决的判项应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益、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干预、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相关权益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法院在裁判时应在实现诉讼目的的前提下,选择对行政权干预最小的方式,且如将对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相关权益有所损害,则不应与所得利益之间显失均衡。

综上,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我们可以将行政权、监督权、审判权的运行关系概如下图:

 

(图1:行政权、监督权、审判权运行关系)

 

从上图可见,一方面,行政权、监督权、审判权三种权力的运行构成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三种权力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运行特性,但是均以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为运行模式。在三种权力中,诉讼的提起源自监督权的行使,诉讼的过程赖于审判权的导引,而最终诉讼目的的实现则仍需行政权的运行。因此,虽然行政权是被规制的对象,但是却是实现诉讼目的的关键。

四、权力良性运行下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实现路径

(一)诉讼目的的诉前实现

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终极目的上,存在着行政权的行使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部分重合,因此,就诉讼目的实现来说不必然均需以诉讼的方式。基于此,须厘清诉前程序在诉前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中的独立价值。

在法律规范要求上,检察机关须先就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不履行或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督促履行,只有在该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时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权所具有的直接执行力和专业性能够更有效率的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从而更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权的行使受多方面的制约,比如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在作出前须经过法定的调查、听证等程序或者尚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沟通与配合等等。因此,检察机关督促建议中所欲实现的环境公益目的存在行政机关书面回复时尚待实现的情况,即“诉前程序的延后实现”。对此,检察机关应尊重行政权的运行规律和自然周期,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第一层级的诉讼目的为审查标准。即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是否采取了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的行为,如果尚未采取或采取的方式明显不符合法定程序、法定职权等,致使第一层级的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径行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已依法履行职责或正在依法履行职责,检察机关第一层级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的,检察机关应待行政权行使结果出现后再行判断第二层级的诉讼目的是否实现,以决定是否需要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诉讼实现。

进入诉讼程序后,审判权加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运行机制,并在实现诉讼目的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1、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应坚持客观标准。检察机关在实现第一层级诉讼目的时一般采取的是主观标准,即基于监督权行使的立场,但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第二层级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本身系客观诉讼。[12]且审判机关在审判时对诉讼目的实现的判断标准是在行政权适法性上的客观标准。因此,如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时偏重于监督机关的主观标准,极易导致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客观诉讼的性质、审判标准客观性的偏差而被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不仅难以实现诉讼目的,亦将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与传统行政诉讼的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相比,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案件事实分析、法规检索等方面有着更强的诉讼能力,且诉讼目的的公益性要求检察机关在对起诉条件的自我审查时应采取更严格、更客观的审查标准,如在起诉时的被告不仅要满足法律规定的“明确性”,亦应具备“适当性”等等。对此,可通过创建list样式的审查起诉清单,细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的主体、职权、执法程序、诉前程序的实现情况等,并通过大数据检索类案裁判,预判判决的可能性。

2、在进入审判阶段后,审判机关所应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充分运用释明权。在立案审查阶段,法院应对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对检察机关所提的诉讼请求尚不足以实现诉讼目的或者实现时具有法律上障碍的,应向检察机关释明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对“诉前程序延后实现”的,法院应在立案审查时将行政权的运行规律和自然周期纳入审查标准,对检察机关可能的诉讼风险予以提示。在诉讼过程中,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法院应向检察机关及时释明案件情况,由检察机关研判撤回起诉抑或变更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2)适用行政公益诉讼庭前会议制度。为了对开庭审理做好准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13]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14]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两高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虽然均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庭前会议制度,但是对《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15]庭前会议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功能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来说至关重要。根据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性质,庭前会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明确行政公益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答辩,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审查处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新的诉讼请求、案件是否存在需要变更被告、追加共同被告、第三人;审查处理诉讼期间行政行为应否停止执行;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出庭;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组织交换证据等。

(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诉后实现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在诉讼中具体体现为案件的诉讼请求。《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从已经审结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来看,绝大部分针对行政不作为,因此多限于确认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行政不作为违法并判决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16]此时,将产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实现与诉讼请求实现的错位。盖因确认违法之诉并不直接产生对环境公益的矫正,其仍赖于行政机关的后续履行或执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与诉讼请求的实现出现了不同步的时间差。因此,虽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反映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请求上,但个案中诉讼请求的实现并不一定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最终实现,诉讼程序的终结不是诉讼目的的终结。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实现上应建立诉后监督机制。主要包括:(1)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的执行报告制度。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应将案件裁判情况以及后续执行情况向所属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机关报告,其报告和执行情况应纳入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关的年度考核范围;(2)检察机关的个案后评价制度,比如对恢复原状、污染修复的现场监督执行、组织专家评估等,对未达到环境公益目的的,可再次向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发送检察建议;(3)审判机关的判后回访和协助执行制度。对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判决履行情况定期回访,对在回访中发现的问题可向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如在执行中尚需其他部门予以协助的,可依生态环境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的申请向有关机关发送协助执行函;(4)环境司法执法联动制度。建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内的诉后监管机制,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问题定期总结、研商,形成共识,并以会议纪要或规范性文件予以细化明确。

 

 



*吴一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助理。

[1] 徐以祥、周骁然:《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及其解释适用——以“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一审判决为切入点》,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27卷第 12 期。

[2] 参见肖建国、黄忠顺: 《环境公益诉讼基本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4 年第 4期;余敏、宋国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基本理论》,载《人民检察》2017年第7期。

[3] 一审法院:敦化市人民法院,案号:(2017)吉2403行初12号;二审法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8)吉24行终114号。

[4] 一审法院:德惠市人民法院,案号:(2017)吉0183行初42号;二审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8)吉01行终49号。

[5] 该案一审裁定作出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

[6] 案号:(2017)吉0621行初30号,裁定日期:2017年6月9日。

[7] 案号:(2018)吉0622行初8号。

[8] 邓晔:《论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2期。

[9] 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行初255号行政裁定书。

10 张长柱、齐迹、郭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基本原则与实践问题》,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期。

11 周珂:《以能动司法与环境正义理念推进绿色司法》,载《人民法治》2018年Z1期。

12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四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后,通过组织证据交换、召集庭前会议等方式,作好审理前的准备。

15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16刘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的疏失及其完善——从试点期间典型案例切入》,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来源:《徐州审判》第05期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