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司法调研 > 司法探讨
涉老家事案件审判工作现状和改革构想
——基于某县法院实践样本的考察
作者:施巍峰 梁爽 王茹 杨原诚  发布时间:2020-12-31 10:23:29 打印 字号: | |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今天,涉老家事矛盾纠纷呈逐渐严重化的趋势。如何更好的解决此类纠纷,化解家庭矛盾,从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目前各地法院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院按照一方当事人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为统计依据,对相关家事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目前涉老家事案件表现出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案件分布领域相对集中等特征。虽然我院根据涉老家事案件的特征建设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案件审理机制,但目前该项工作仍然有许多方面值得完善。鉴于此,对于涉老家事案件的审判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探索涉老家事案件工作方式等方面建议。

      一、现状:涉老家事案件基本情况及特征

      (一)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

      由于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观念的改变和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关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有所改变。人们越来越多的将家事纠纷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决,家事案件数量近年持续上升。加之老龄人口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涉老家事案件的数量在近几年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我院少年家事庭在2016-2019年受理涉老家事案件分别为54件、78件、83件、91件。涉老家事案件数量总体较少,但增加趋势较为明显,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年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需求的增加。同时根据收集的本院少年家事庭2017年-2020年3月的50件涉老家事案件的情况来看,老年人作为原告的案件数量为39件,占比78%。可见老年人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纠纷进入法院。

(二)案件类型集中分布家事领域

涉老家事案件的案件类型相对集中,从我院2016-2019年的数据来看案件数量排名前四的类型为离婚纠纷(占比约30.9%)、赡养纠纷(占比约30.9%)、继承纠纷(占比约27.9%)、分家析产纠纷(占比约5.9%)。可见案件类型还是集中于传统的离婚、赡养、继承等家事纠纷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名前四的案件类型中,只有继承纠纷的案件数量保持每年1-2件的速度在增长,由于本身案件数量较少,平均增速可达到约30%,而其余类型案件数量近几年基本持平。考虑到离婚纠纷的主要目的是解除身份关系,财产分割一般不是其主要目的,赡养纠纷多是由于生活困难无奈提起诉讼,具有一定的被动型。继承纠纷诉讼这种对财产性权益更为“主动”的维护,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和医疗环境的改善使得被继承人死亡时其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父母依旧健在的几率大大提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老年人的法律意识提升,更愿意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涉老纠纷还体现一定的区域差异,农村涉老案件与城镇相比在案件类型方面存在 “四高两低”现象,即:赡养纠纷比例高、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比例高、一般人格权纠纷比例高、劳动争议纠纷比例高,房产纠纷比例低、离婚纠纷比例低。[1]具体到涉老家事纠纷,农村涉老家事纠纷近几年来在所有涉老家事纠纷中的占比有上升的态势。如对我院2016年-2019年涉老离婚、赡养、继承、分家析产等家事纠纷进行抽样排查发现,送达地址为农村的涉老家事纠纷占比近60%,其中赡养纠纷、分家析产纠纷(多数因拆迁安置补偿款引发)中,农村地区发生率占比分别达到90%、80%以上,这样的数据反映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受侵犯严重,情况堪忧。

(三)案件矛盾化解难度提高

通过对2016-2019年涉老家事案件结案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涉老家事案件具有一般家事案件的特征,但是又有所不同。涉老家事案件判决结案的比例约为24%,调解结案的比例约为42%,撤诉及按撤诉处理的比例约为34%。同时期全部家事案件判决结案的比例约为26.4%,调解结案的比例约为49.4%,撤诉及按撤诉处理的比例约为23%。同时期全部民事案件判决结案的比例约为38.9%,调解结案的比例约为33.6%,撤诉及按撤诉处理的比例约为17.5%。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涉老家事案件具有同一般家事案件一样的低判决率,高调解率,高撤诉率的特征。但是同时,涉老家事案件的调解率明显低于一般家事案件,撤诉及按撤诉处理率明显高于一般家事案件。调解意味着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从而解决了纠纷,而撤诉或按撤诉处理意味着原告方暂时搁置了纠纷,不排除日后再次起诉的可能,纠纷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纠纷解决的层面,涉老家事案件的低调解率高撤诉率体现了部分当事人一种矛盾的心情,即不愿走到判决这一步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又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纠纷。

在判决结案的涉老家事案件中,上诉率约为33.3%,明显高于同期判决结案的一般家事案件的上诉率13.7%,甚至要高于同期全部民事案件的26.1%。可见即便是走到判决这一步,当事人间的纠纷与矛盾依旧难以解决。这种高上诉率,低调解率,高撤诉率的现象,体现了涉老家事纠纷在进入诉讼阶段后较难调和,纠纷相对难以解决。

      二、实践:司法护老打造“银发审理”品牌

      (一)诉前低门槛 降低诉讼成本

我院系统的对涉老民事案件的审理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立案阶段,我院对贫困老年人的诉讼费用实行缓交、减交和免交,让家庭困难的老年人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阻碍其权益得到司法保护。逐步推进法院、人民法庭内的轮椅坡道、楼梯扶手、电梯等与老年当事人密切相关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在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配备老花眼镜等辅助工具,为老年当事人诉讼提供设施便利。

同时注重对老年人的司法援助。联合县司法局制定涉老诉讼服务细则,由县司法局安排律师、法律工作者在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轮流值班为老年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释明诉讼流程、代写诉状等服务,引导老年当事人选择适用最快捷、高效的方式解决纠纷。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且未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县司法局给与其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二)诉中高质效 维护公平正义

在审理阶段,集中案件审理,将涉老民事案件集中至老年法庭审理,总结涉老审判经验,提升涉老审判质效。加强巡回审判和实地调查。针对涉老民事纠纷,我院根据案件情况选择至老年当事人住所地或所在社区进行开庭或听证;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职权至老年当事人居住的社区采取上门送达、上门询问、调查取证等方式了解案件情况。对于需要了解老年当事人赡养、扶养状况,老年夫妻关系、家庭成员矛盾、经济状况等与案件审理相关事实的涉老民事案件,由法院委托县老龄办,协同老年当事人所属的居(村)委会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解相关案件信息。

我院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审结涉老民事,特别是涉老家事纠纷。选聘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提高调解成功率,确保调处结果符合社会善良风俗。对当事人矛盾争议不大、案件事实较为清楚的涉老案件,经各方当事人同意,由承办法官向县司法局出具《涉老案件调解委托函》,由司法局安排调解员先行进行调解。同时积极探索涉老案件的审判规律,建立了涉老案件陪审员制度,子女赡养法律释明庭审程序、给付生活帮助费判决内容等维护老年人的诉讼制度。

(三)诉后重回访 延伸司法触角

落实回访工作。我院选择有代表性的已审结涉老案件定期开展回访工作,建立回访档案,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改进。同时,对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撰写专题调研文章,向有关机关发送司法建议,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延伸拓展审判的效果。

与县老龄办共同建立老龄立体化宣传平台,会同有关单位开展老年政策法规教育,普及老年法律维权知识,增强老年人自尊、自立、自强的自爱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并通过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四)执行畅通道 打通诉讼“最后一公里”

注重审判与执行的衔接工作。其中,对涉及基本生活保障的赡养费、扶养费、医疗费等案件,开辟涉老诉讼绿色通道,当事人要求先予执行的,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裁定先予执行,保障老年当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于老年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案件,在加大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查控力度同时,采取不同于普通执行案件的执行方式,穿插引入优良家风教育,重视亲情修复。

      三、反思:当前涉老家事案件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立法不完备导致适用法律存在困难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实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2]《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和指导思想不明确,导致难以实现“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美德”的目标。

法律规定不具体,司法适用困难。《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经过了多次修订后丰富和完善了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但是规定依旧有不完善之处。其中部分规定原则性和抽象性较强,使得司法实践中适用相应法律存在一定困难。以关于精神赡养的规定为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与18条分别规定了赡养人与家庭成员应当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但是对于满足精神需求的具体方式、违反法律规定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并且,相关法律的规定多集中在老年人的实体权利保护方面,而对于涉老案件审判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显不足,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关法规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难。

“老年人”年龄的标准滞后于社会发展。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应当退休,企业职工退休一般也按照这一标准办理”。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有所改变,将人口年龄分为三个阶段:0-14岁,15-64岁(称劳动年龄人),65岁以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加之人们思想观念的持续变化,将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定为60周岁明显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许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老年人的年龄也被定为65周岁。

(二)当事人关系特殊导致案件事实难以查清

涉老家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这就使得在审理涉老家事案件时需要考虑到当事人间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关系也为案件审理带来了许多难点。

像一般家事案件一样涉老家事案件涉及亲属间的感情和亲情,难以简单的分清是非,需要作具体的、个别的处理。由于家事纠纷多与个人的婚姻、血缘和家庭相关,所以当事人之间一般都存在某种血缘或情感的联系,其中的权利义务表现得相对复杂,很难简单作出是非分明的处理。[3]而与一般家事纠纷不同的是,涉老家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老年人,而老年人作为家中的长辈是传统家庭观念中家庭的核心,其与对方当事人的情感联系可能更为复杂。

审理涉老家事案件时还应当注意到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当事人一方为老年人,是通常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其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式承认社会主体地位不平等之前提下所强制规定的一个约束性原则。尤其家事纷争当事人,更须注意防止因当事人之间实力的显著不平等导致的强迫、欺诈、显示公平。[4]

然而当事人关系的特殊性导致的涉老家事案件的另一个特点——隐秘性,阻碍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防止因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涉老家事纠纷往往涉及当事人之间的私密之事或者情感纠葛,家庭内部的事务外人无从得知。比如有的涉老家事案件是子女以老人名义起诉,实质是为了解决家庭内部财产或者其他纠纷,需要法官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才能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纠纷。

(三)老年人诉讼能力弱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

就涉老诉讼的法律援助而言,我国尚未实行老年案件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有相当比例的老年当事人未委托律师参与诉讼。老年人受其身体、精神、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状况的限制,在诉讼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体现在举证方面,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而老年人知识更新慢、掌握的法律知识少,证据意识弱,对自己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缺乏认识,对证据的种类、证明力大小不甚了解,对调取证据的方法也不太清楚,容易因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5]其次体现在认知和表达方面,老年人由于认知能力相对较差,对于诉讼的流程和其为维护权益所应进行的准备较难理解与消化,不能有效的进行诉讼活动。老年人的表达能力也相对较差,很难准确表达其主张或陈述事实,使其与法官的沟通有时存在一定困难。更是有许多身体患有伤病,行动困难的老年人,甚至无法到庭进行诉讼活动。

(四)审判机制不完善导致缺乏广泛适用性规定

虽然我国第一个老年法庭早在1994年就在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设立,但是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老年法庭仍未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仅在部分省份设立,并且各个省份老年法庭也并无统一标准。而在审判方式方面,由于涉老案件本身数量较少,各地法院的老年法庭对于涉老案件,特别是涉老家事案件的审判方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针对涉老案件的特点,创设了便于老年人诉讼的工作机制,但由于案件数量占比、个案特殊性等原因,这些有益经验十分零散,并未推广全面,没有形成有广泛适用性的制度性规定。[6]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设立的老年法庭,大多仅审理涉老民事案件,而不审理涉老刑事案件,然而涉老的刑事案件中有大量的虐待、遗弃类的案件,这些案件作为刑事案件事实较为简单,并且相当部分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家事审判的经验有助于案件的审理。

        四、探索:涉老家事案件审判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规定

在老年人人口比例与日俱增,涉老案件,特别是涉老家事案件数量逐步提升的今天,有必要构建完备的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而构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就是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老年人的特有权利,如赡养权、退休权、共享社会发展权、闲暇生活权等特殊权利,并且针对老年人的特殊权利明确权利内容、维权方式、主管机关、义务人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规定,使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规定不再是纸上的宣誓,而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同时与时俱进,将法律规定的老年人的年龄提升至65岁,使对于老年人保护的规定真正作用于有需要的人,从而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成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核心,以“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美德”作为指导思想,引导其他法律中涉老内容的制定。

同时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其他法律中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的制定。如《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规定。居住权的设立为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了法律支持,老年人可以将名下房产抵押给有资质的金融机构,依然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并按照约定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金融机构从而获得房屋处置权。此外,居住权也有效保护离婚无房或房屋已过户子女名下的老年人。[7]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概念在2012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就已经提出,《民法典》中对意定监护的详细规定是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的确认与具体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法律中关于老年人权益的规定也存在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的现象,还需要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加以总结完善。

(二)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涉老家事案件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同一家庭的成员,根据我院2016-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有高达82%的案件双方当事人为近亲属。这种特殊的身份关系导致了采用诉讼,特别是诉讼中判决的方式解决纠纷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有可能激化矛盾。这时调解与和解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家事案件的多元化解机制除了诉讼方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调解与和解,完善家事案件调解与和解程序,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化解纠纷,是家事司法的未来走向。[8]

第一,强化基层组织作用。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于纠纷调解,化解矛盾有着独特的作用。家庭纠纷往往不是突然爆发而是积怨已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对于矛盾的产生原因与发展过程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加之群众对其的信任与亲切感,使其相较于法院这种对群众来说“高高在上”的机构更容易对纠纷进行调解。可以通过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派驻法院工作人员的方式,为当地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进行法律教育,并且指导自治组织工作人员依法进行调解工作,使涉老家事纠纷在进入诉讼前就得以解决。对于确有必要进入诉讼程序的,也可以对老年人维权进行指导。

第二,加强引导诉前矛盾化解力度。在立案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案情,向当事人说明诉讼所可能面临的家庭成员关系破裂与矛盾激化,调解对于争议解决以及家庭成员情感修复具有独特作用,引导当事人在本院非诉讼服务中心进行诉前调解。如调解失败,再将案件引入诉讼程序。

(三)探索涉老家事案件工作方式

在立案阶段,通过对老年法庭和老年人接待室的无障碍化改造,为老年人进行诉讼活动排除物理上的障碍,继续完善对经济困难老年人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工作。

在案件审理阶段,灵活决定开庭的时间和地点,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等因素,可以将开庭地点选择在法庭或者老年当事人的家中。开展涉老案件的巡回审判工作,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在家就近进行诉讼活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进行适度的职权干预。由于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认知能力较差,在诉讼双方的对抗中,虽然双方在形式上平等,但是在案件事实的陈述、证据的收集整理等方面,老年人往往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可以加强对老年人的诉讼指导,引导老年人进行诉讼活动,使其更清楚的陈述案情、表达诉求,更高效的举证。同时还可以依职权收集与案件事实相关的重要证据,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独特作用,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搜集对案件十分重要,老年当事人又无法取得的证据。从而使得案件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能够真正的平等对抗,保障老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发挥职权主义的时候,应当严格注意限度,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可以适当关照,但是不能过分偏袒,不然可能导致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受到影响,这样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老年人权益的保障。

(四)加强对老年人法律援助

为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提供绿色通道。对老年人的申请优先处理,使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及时介入,更加及时有效的保护老年人权益。对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标准和受案范围适当放宽,考虑到老年人诉讼时不仅受制于经济状况,更受到其身体能力与认知能力的限制,因此对老年人的法律援助不同于一般的法律援助,应当对其限度和类型都扩大范围进行保护。

拓展法律援助渠道。现有的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更多的是“找上门”,需要老年人耗费一定的精力去寻找,这对于身体和精力都受限的老年人来说无疑形成了障碍,因此要将法律援助服务“送到家”。深入贯彻落实“法官进网格”工作,深入基层,作为联络员进入社区、村镇,一方面对老年人进行法制宣传与教育,让老年人熟悉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另一方面,打通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在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老年人不用出门,不用经过各种繁琐程序,就能直接联系到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者,进行法律咨询和接受申请法律援助的指导。

(五)建设专业审判团队

涉老家事案件由于其当事人多为家庭成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老年人诉讼能力弱等特点,无法按照审理一般民事案件的方式处理案件。全国各地的经验表明,设立专门的老年法庭对涉老案件进行专门审理对保障老年人权益以及化解涉老纠纷十分有帮助,因此有必要设立老年法庭推广涉老案件集中审理的经验。目前已经设立的老年法庭主要审理的是涉老民事案件,其中又以涉老家事案件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涉老的刑事案件,如虐待、遗弃类的案件,同涉老家事案件一样,具有当事人关系特殊与老年人诉讼能力低等特点。因此探索此类刑事案件由老年法庭审理,更好地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老年法庭设立后,还应当注重对法官队伍的建设,加强法官对当事人心理的感知能力、沟通技巧以及对当地家庭传统的了解。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涉老家事审判技能的法官。同时“案多人少”的问题也限制着专业涉老家事审判团队的建设。涉老家事案件总数较少,因此老年法庭的审判人员往往人数不多,以我院为例,老年法庭仅有一个审判团队。但是涉老家事案件往往牵扯到负责的情感纠葛,审理一件涉老家事案件所要牵扯的精力不亚于一件错综复杂的一般民事案件。这就导致虽然老年法庭的案件数量不多,但是工作量很大,相对较少的审判人员无法很好的处理如此大量的审判工作。因此有必要加大对老年法庭的司法资源的投入,尽量保证老年法庭审判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审判质量。

(六)强化法律宣传

尊老爱老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和进步的象征,形成尊老爱老的法治氛围更有利于减少涉老民事案件的数量,提高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9]通过与居委会、村委会协作,通过开展老年人权益保护讲座等方式,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老年人法律意识,提高老年人的权利意识与通过法律方式维护自己途径的意愿。进行宣传尊老爱老意识的活动,进行典型涉老家事案件的宣讲,增强群众尊重、爱护老年人的意识,从而形成关心老年人的社会风气,减少与老年人产生家事纠纷的可能性。

*施巍峰,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爽,该院少年家事庭庭长;王茹,该院少年家事庭法官助理;杨原诚,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



[1] 夏正芳,陈丽:《关于审理涉老民事案件的情况报告》,载《法律适用》,3013年第1期。

[2] 赵巧云、张金明:《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载《合肥学院院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 刘爱武:《家事诉讼程序:徘徊在制度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4] 陈飏:《家事事件:从家、婚姻家庭到家庭纠纷的本源追溯》,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5]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探索及时有效的涉老案件办理机制》,载《检察风云》2018年第16期。

[6] 汪地彻:《我国涉老案件审判工作的机制创新》,载《上海政法学院院报》,2017年第1期。

[7] 张宝:《老年人权益保护进入民法典时代》,载《中国社会工作》,2020年第20期。

[8] 王琦:《聚焦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几个面向》,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1期。

[9] 曹文沁:《涉老民事案件探析》,载《法制博览》,2017年第4期(上)。


 
来源:《徐州审判》第05期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