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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审查判断三步法
——故意杀人案件相关事实审查之思考
作者:邱学锋 何秀娟  发布时间:2019-07-02 14:22:27 打印 字号: | |

    故意杀人罪既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最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历来判处被告人刑罚最重的常见犯罪。近年来,最高法院陆续纠正的几十件重大冤错案件中,故意杀人案件的占比最高、影响最大、后果最重。故意杀人命案出现冤假错案,不仅剥夺当事人的生命自由,严重损害其合法权利,而且严重损害裁判权威、削弱公信力,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毫无疑问责任最重、压力最大。为了做到杀者不疑、疑者不杀,确保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必须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笔者建议运用证据审查三步法,即通过对在案证据的三确定三排除,分析判断起诉指控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涉及的“被杀的是谁?”、“是谁杀的?”、“如何认定是被告人所杀?等关键事实问题。

第一步确定指控的被害人身份,排除亡者归来可能 

任何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是谁”这一身份问题是审理案件时首先必须查明的最基本事实。已经纠正的湖南滕兴善故意杀人案、湖北佘祥林故意杀人案、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均是因为判决认定已经死亡的“被害人”重新出现,形成了“死者生还”、“亡者归来”的一类冤错案件。

被害人身份情况通常包括被害人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等自然情况、被害人的近亲属、主要社会关系、被害人的身体特征以及及能反映被害人身份的特殊经历等等。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中被害人身份的审查判断并不困难、不会出错。2013109日最高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规定对于命案,证明被害人身份的证据审查,应当审查是否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大部分故意杀人案件中,公安机关收集证明死者身份的证据主要是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亲属及其他证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DNA亲缘鉴定等。由于被害人亲友对被害人体貌、身体隐蔽性特征、生前衣着、佩戴饰物等非常熟悉,因此当被害人的身体或部分人体组织没有腐败或尽管有腐败但仍具备辨认条件的情况下,被害人亲友对尸体进行辨认,一般即可确认死者身份。鉴于DNA亲缘关系的鉴定意见具有唯一性、客观性、排他性,因此在被告人、被害人亲属、证人等主观辨认、言词证据定案的基础上,仍应通过与被害人直系亲属的DNA亲缘关系鉴定比对,以进一步确定尸源真实可靠。特别是杀人碎尸案件、尸体高度腐败案件等已经不具备辨认条件的命案,审查有无客观物证痕迹、有无DNA鉴定等证据,是审理这类案件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审判人员一定要通过严格全面审查在案证据,精准判断指控的被害人身份是否确定无疑、绝对无误。

审判实践中确有极少数案件存在无法通过DNA亲缘关系鉴定确定死者身份的情况。一是死者系被收养且直系亲属无法查找,因为被害人与养父母不存在血缘关系,无法通过亲缘关系比对确定身份。二是死者系流浪人员或无名人员,系离家出走多年、没有身份证明等人员。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审查确认被害人的身份一般应有以下证据材料:被害人的亲友对被害人的身体特征、随身物品的证言以及辨认笔录,被害人的DNA和被害人生前随身物品、日常物品上提取的DNA进行同一性鉴定的意见,被害人指纹、DNA等信息与有关信息库、有关组织留存的指纹、DNA等信息进行同一性鉴定的意见,根据发现的被害人躯干、四肢、骨骼等对死者的年龄、身高、体重等所作的鉴定意见等方式进行确认。

如审理的被告人王某故意杀人案,检察院指控被害人是周某。周某原系王某的妻子,二人未生育子女,且周女系被收养,亲生父母及其他直系亲属无法查找。本案发案时,距被害时间已达四年之久,尸体高度腐败,面部无法识别,但被害人身上前胸右部的凤凰纹身,腰部和臀部中间的唇印纹身仍然清晰可辨,对此细节特征,被害人的养母、弟弟非常熟悉,能够准确表述纹身的位置、形状、颜色,因此通过被告人王某供述、被害人亲属的证言、辨认笔录,可以初步确认被害人身份。另查明周某曾犯有抢劫罪的前科,其DNA信息被录入违法犯罪人员DNA数据库,公安机关通过将其DNA与数据库中的DNA进行了同一性鉴定,进一步将本案被害人周某的身份锁定无疑。

第二步确定指控的被告人身份,排除张冠李戴可能

被告人的身份问题是刑事案件中非常关键的又一事实问题,大多数故意杀人案件对于被告人身份的认定不会出错,审查判断不必费神。但是司法实践中,冒名顶替、假名犯、揽罪扛罪等张冠李戴、亲亲相隐等现象、错案也时有发生,不得不高度重视,尤其是故意杀人案件中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绝对不能含糊。特别是对于案发后长期潜逃、归案不及时、已经整容整形等特殊案件,对被告人身份的认定必须通过DNA亲缘关系鉴定进行确定,确保万无一失。

  如审理的被告人袁兴立故意杀人案,该袁因为2000年在云南昆明抢夺他人手机而被刑事拘留,经过云南警方阴差阳错的讯问和网上逃犯的比对,认定是在沛县杀人后外逃10余年的杀人犯袁兴文。云南警方与沛县警方联系后,沛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将供认不讳的袁兴立作为犯罪嫌疑人押回沛县,侦查人员将沉睡多年的侦查材料现场勘查笔录、法医鉴定意见等装订成卷,分别移送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决定。在公检法三机关多个环节,被告人均以袁兴文相称,对抢劫、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在法庭审理期间,审判人员并没有被被告人真诚的认罪、悔罪所迷惑,而是严格执行裁判标准,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针对该案所暴露的问题:1、被告人已完全不是沛县口音,听不懂家乡的方言,如胳肢窝、秫秸垛等,这明显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基本常识、常情不符;2、被告人说不清一起生长数十年的父母亲的姓名和周围附近村庄的名称;3、被告人本是伙同他人一起共同伤害村民致人死亡,却供称是拦路抢劫杀人等。合议庭经过工作,通知亲属辩认被告人、提审仍在监狱服刑的同案犯、耐心细致做被告人思想工作,终于弄清了案件真相,查明袁兴立被抓后的非正常讯问,屈打成招,使昆明籍的袁兴立成为沛县籍的袁兴文,由一般的抢夺变成了致人死亡的命案,险些被张冠李戴判了死刑。

被告人的身份内容通常包括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前科劣迹、职业、住址等。对于被告人的年龄有无可能是未成年人、是否已经年满75周岁、作案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女性被告人有无可能系怀孕妇女等等,影响定罪量刑的这些特殊情形,均需要审判人员高度警惕,通过严格细致的证据审查,作出精准认定,本文对此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一谈被告人姓名的审查认定问题。被告人的姓名应包括户籍记载姓名、曾用名、别名、化名、绰号等,应保证姓名信息完整。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被告人作案后潜逃、藏匿到异地化名生活,通过违法方式获得新的户籍信息和身份证明,对于此类被告人,必须查明其原始真实姓名和化名等情形。第二,被告人不报自己的真实身份,公安机关穷尽各种手段,终究未能查明被告人的身份,检察院以其自报名起诉的案件,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应当慎重量刑。第三,对于被告人的绰号,由于案件中部分证人可能不知道被告人的真实姓名,只知道绰号等称谓,故应将其绰号情况一一列明在判决书中。

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对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收集往往简单,只是通过提取户籍信息或者户籍证明等一纸文书、一张证明等方式予以确认。当被告人为隐瞒其前科劣迹、真实年龄或出于其他目的虚报身份,使用其同胞兄妹或其他人的身份信息时,如果户籍信息未附照片,或者审判办案人员对其他自然情况不仔细审查,极有可能造成错案。因此,审查被告人身份信息时,应综合审查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情况,住址地、成长经历等。此外,对于被告人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属于累犯、一定要有确凿证据证实,审查时不能仅仅根据被告人的供述,还应核查相关的法律文书。

第三步确定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证据,排除真凶出现可能

在审查认定指控的被害人、被告人身份确凿无疑的前提下,审查判断指控的被告人杀害了被害人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被告人一人所为、是否有他人共同参与等等事实问题,无疑是每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最为费心、最为核心的重中之重工作。已经纠正的诸多重大冤错案件中,这类案件的比重最大。一是确有真凶出现的案件,如云南卢荣新强奸杀人案、辽宁李化伟故意杀人案、湖北吴鹤生故意杀人案二是坚持疑罪从无的改判,如福建念斌投毒杀人案、云南孙万刚故意杀人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

必须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原则,坚持做到“三重三不”,即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重辩解不排斥翻供、重辩护不背书指控。必须不断提高证据审查判断能力,笔者建议重点审查“被告人在相关现场留下了什么、带走了什么”,判断确定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联性证据有哪些,在事实认定的唯一性、排他性上下功夫,在物证、书证、痕迹、相关鉴定上下功夫。如审理的被告人杨义军故意杀人案,公诉机关指控杨义军携带尖刀及老鼠药到其妻王冉冉家后院内,持尖刀捅划王冉冉后,吞下随身携带的老鼠药,并用单刃尖刀捅刺自己的腹部自杀未果,后将王冉冉的手机扔到猪圈后逃离现场。尽管该案没有目击杀人的现场证人,但根据被告人的供述、现场物证痕迹及法医物证鉴定书证明杨义军留在王冉冉家前院杂物架上的作案尖刀刀把上、刀刃上段血迹检出杨义军的DNA、刀刃下段血迹检出王冉冉的DNA;杨义军留在院内的带血外套,装有老鼠药的绿色塑料饮料瓶、在猪圈北端东扇门外侧门上的血迹均检出杨义军的DNA;杨义军将王冉冉扔在猪圈内的一部手机检出王冉冉的DNA。以上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关联性的客观证据与被告人的供述印证一致,使本案事实认定具备唯一性、排他性,足以证明杨义军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

必须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纠正的冤假错案中除以上提到的案件,还有云南杜培武案、山东陈世江案、河北李久明案等等,都存在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等情形。刑讯逼供确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当前深入贯彻实施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及最高法院试行的“三项规程”中,要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被告人以刑讯逼供为由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法院要依法审查、依法决定是否启动程序、是否排除证据。如果在排除被告人以刑讯逼供获得的有罪供述后,其他在案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必须严格审查客观证据来源。客观证据因其客观性、稳定性强,对证实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审查物证提取的合法性,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是审查该物证证明力的重要环节,是决定该证据是否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最基本要求。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客观证据的收集、固定的不规范影响着客观证据发挥其应有作用。有的案件勘验笔录不详尽、对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提取不全、未作记载或者表述不明确,有的案件缺少现场照片或者现场照片不能反映现场全貌,导致一些案件贻误时机、证据难查或遗漏丢失、证据难补或证据不足、案件难定等等。有的审判人员往往存在“三重三轻”,即重鉴定结论轻鉴定过程的审查,重客观物证轻提取辨认程序的审查;重证据简单罗列轻证据关联性的论证,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应当注意和避免的是对DNA鉴定意见过度依赖、照单全收,认为DNA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的铁证,只要在案件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DNA ,就可以认定证据确实充分。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DNA检材提取、保管、鉴定环节中任何一环操作的不严谨、不科学,都可能导致鉴定意见不准确甚至错误。即便在这些环节中没有任何失误,DNA鉴定意见也只能证明物证的真实性,并不能直接反映物证与案件的关联性。如卢荣新强奸杀人冤假错案,侦查机关最初锁定卢荣新为凶手,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从掩埋被害人尸体的锄头上提取到了卢荣新的DNA,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对卢荣新亲友关于卢荣新不在现场的证言及其他证明卢荣新无罪的证据置之不理,而后卢荣新案的逆转又得益于在被害尸体上提取到一根毛发经鉴定不是卢荣新的,后来经过再次侦查,发现了本案的真凶,纠正了这起错案。卢荣新对锄头上检出其DNA的说法是其案发后去现场看了热闹,不知怎么就留在了锄头上,现实中也不排除卢荣新在案发前已经接触过锄头的可能性。因此,这起案例高度提醒审判人员对于DNA鉴定意见不能盲目采信,既要严格依据证据三性审查,又要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

在审判实践中,受各种主观、客观因素、条件的影响、制约,古今中外均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类形式的冤案、错案、假案,性质不一、后果不等、影响不同,为此各国法律都规定了纠错的程序和问责、免责的情形。在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办案终身负责制的进程中,审判人员职业风险只会进一步加大、加重、加深,唯有做到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尽职尽责、问心无愧,才能最大程度地防止和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综上,笔者通过思考总结,归纳故意杀人案件“三确定三排除”的证据审查三步法,以期给大家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邱学锋,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职委员;何秀娟,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来源:《徐州审判》2019年第02期
责任编辑:唐新利